【酷兒手記】酷兒的年關鄉愁

最後一次真正在家裡過年是2001年，在那之後的每一年農曆春節，我都在美國東西岸的雪堆中趕課，對於過年的印象十分淺薄，可能也因此幸運地閃躲掉了不必要的長輩逼婚戲碼、學歷與事業進度督促的「春節恐歸」症候群。

身為一個局外人，時常我也會羨慕那些「每逢佳節倍思親」的臺灣留學生朋友，有這麼大量的記憶體與情感，可以準確陳述出他們想念老家的哪一道菜，或是新年街道上的氛圍，他們與家人熱絡地即時連線 Facetime，深怕缺席任何一項家庭回憶。

這些關於春節的畫面與想像，隨著手機與社群網絡的發達，越來越能被快速地傳播、複製、再呈現，就像是過年必有的特別電視節目，以及長輩們明知道得不到答案卻又硬要拋出的「學業、工作、感情」三大基本問題，像是一種不斷循環的操演，成為我們認知中「過年」這檔事的樣貌，與環繞它的所有情感。過年初始的意義並不是要讓誰感到優越或者讓誰難堪，但如今演變至此，一直無法跳脫同樣的對話與形式，也是因為我們從未學會另一種和彼此相處的方式。

若將這些儀式都去除之後，我們和家人的情感，好的也好壞的也好，究竟又能剩下多少呢？我總想，焦慮的不僅僅只是返鄉的年輕人，也是家中的長輩，畢竟，若是少去這些年節的操演、鄉愁的描述，我們對於家族的想像便更加難以站得住腳了。

對於許多同志朋友，鄉愁更是一件複雜的事。我的美國同志朋友中，不少人拒絕慶祝相對他們是象徵家族聚會的聖誕節，除了這個節慶本身的宗教性，他們也擔心若要與不願意接受自己性別身份的家人上演「團圓」的戲碼，會是成長的二度創傷。酷兒理論家賽菊寇在《Tendencies》一書中也曾經寫到，聖誕節實在是令人抑鬱，畢竟哪有一個如此巧合的日子—國家、宗教、家庭、與文化論述的合法性—這些掌握權力的所有機構，齊聚一堂，為了同一件事情發聲歡慶，同一時間，酷兒卻成為了節慶的他者、家庭的對立面。

因此這些同志朋友寧可選擇與友人 potluck 聚餐，開車去山中的木屋遠離任何節慶的氣氛，拒絕參與聖誕宗教儀式的猶太裔與穆斯林朋友，甚至還會藉此假期辦政治性讀書會，就是不願意被攪和在這普天同慶的權力慶典之中。

我總想，能有這樣緩衝與逃脫的空間真好，但也是因為美國實在太大了，真心要躲，人們總能躲得遠遠的。臺灣如此緊密的關係網，實在難以閃避人情的壓力，連我在這麼遠的地方，常常也覺得必須做些什麼，吃個年菜，或去中國城和觀光客湊熱鬧，才能延續自己的鄉愁。也因為在美國主流社會中，難得有一天是所有慶祝農曆新年的亞洲朋友有一個共同話題，無論是韓國人包餃子、越南人吃粽子、臺灣人圍爐煮火鍋，鮮少能如此感受到一種離散文化中的集體性。

我十分喜愛的跨性別作家 Eli Clare 曾在一篇自傳性文章《Losing Home》中談到，書寫離家是一件複雜的事：「若酷兒是最簡單的開端，而放逐是最困難的，那麼階級便是最使人困惑的。」因爲鄉下長大的他，出櫃離家到了都市的酷兒社群，即使找到了性別認同上的歸依，中產階級的菁英生活，與都市人認為鄉下必定是保守恐同的刻板印象，使得他加倍感受到自己的格格不入，也因此城市從來無法成為他真正的歸屬。

放逐不只是因為性別，更是城鄉與階級的差距。離家是最容易的，要回家則是難上加難。

對於在他鄉找不到歸依，又有不能立即回家理由的人們，這個節日也許永遠都不會是屬於我們的。這些情感，或好或壞，卻會讓我們不停想念、糾結，成為延續我們在各處放逐中與「家」這個想像形體的一條聯繫。

原文刊登於《女人迷》

 

愛一個人像長途旅程

我們必須在生活的夾縫中去愛一個人，沒有狂喜狂悲的大浪，只有牆壁上那細碎彎曲的裂紋，每一個皺摺都是時間精密地刻畫與堆積。愛一個人，不是要和對方在街頭上拋頭露面曬恩愛，而是要在《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播放結束後，告訴她你寧願心痛也不會捨得忘記她。持續愛一個人，不能只是成為一臺發電機沒日沒夜給予對方正向能量，而必須徹底拆解自我的黑暗，摸透身上的刺，明白在什麼狀況下你最容易傷人。愛一個人，不代表對方得無條件接收你的遺憾、憤怒、與不完美，我們仍是必須承擔自己的苦難。

愛上一個人總是簡單的。你看見對方每一處閃閃發亮的岩面，被你尚未參與的生命經驗磨地光滑。那些隙縫中突出的稜角，幾乎性感。你等不及墜入她所設下的迷宮，成為第一個接近她最內裡的人。墜落如此輕易：你陷入一個再也不能更美好的夢境，連等待對方訊息時的焦慮都是刺激的。而持續解析同一道謎題卻是困難的，重複地操演、觀察、繞路又退回原點，與自己的失望爭鬥。一不小心，你就被另一個新的問題所吸引，失去一開始眼前謎題的熱情與決心。持續愛一個人，「愛」的部分不過是零星且廉價的甜頭，而「持續」卻需要我們面對未知的勇氣與謙遜。

與另一個人長期相處，不單純只是接納磨合期的衝突，而是要徹底摧毀我們建構出的完美形象。那些約會時你小心翼翼掩飾的缺點，無論你多麼努力，都將一一暴露在關係之中。上一段感情留下的失望、不甘心、或者自我懷疑，將在你無法預期的時刻襲擊你。而愛一個人，是願意被無條件地擊垮。承認你害怕極了失去、害怕自己不值得被愛、害怕退一步便是長久的寂寞。唯有正視這些恐懼，你才能辨別關係中那些大大小小的爭吵，與事件本身並沒有太大的關聯，而來自於你對於生活的挫折與絕望。

若放棄眼前的感情不過是片段的激情，或無盡的獨白，持續愛著這一個人逼迫你看清最坦承的自己。沒有鮮花香檳華麗夜晚的掩飾，就只有兩個早已交換過底線的人，哼著時而走調的歌，卻也自得其樂。當初期的鮮甜都被消耗殆盡，我們得在細節之中找到晦暗的溫柔，那入睡前微微凝視彼此眼神焦距的光，若好好收藏，能夠引領你走過最混沌的時刻。

長久愛一個人，像是冬日粗糙的肌膚，日夜累積相處的摩擦，讓人感到甜蜜卻刺痛。但他卻已經成為你接觸這個世界必要的感官，若失去他，生活的層次將一片片剝落，成為單薄的表皮，讓人難以辨別記憶的累積。我們必須誠實面對自我被遺棄的恐懼，去愛一個人，不因為愛本身是件必然優雅或美好的事，而正是因為它能帶給你再私密不過的痛處，你決心與那個願意被時間暴露地赤裸的人，走上這段長途旅程。

本文刊載於《女人迷》

【酷兒手記】海外同志的心酸

十五歲時毅然決定出國，我的家人並未和我同行，我這輩子從來沒有想過會在美國待上這麼久，但是誤打誤撞，十多年就這樣過去。

因為出國的歲數不大不小，我成為不了正統陽光穿著緊身棉T全然美國化的 ABC，也因為性向的關係，我一直就和以異性戀社交為中心的美國大學台灣同學會疏離。非常明顯的，這些家境良好帶著夢想來美國留學的台灣人，不僅僅是要追求自己職業上的成就，更是在物色未來的伴侶。這種以建立家庭和走入婚姻為想像的交友概念，在我的愛情觀中鮮少出現。就算有那麼一些瞬間因為渴望穩定，而產生一絲類似結婚的幻想，我知道社會和家庭的關卡都還太沈重，於是不得已早就放棄了這樣的想法。

來到紐約念博士班後，逐漸認識更多從台灣來的菁英份子，各個都是台大清大交大出來的高材生，出國留學追求更好的前途。大多數的留學博士生年紀也都在三十歲上下，帶著家屬妻小，或者在當地和同樣在攻學位的伴侶結婚。我的臉書上充滿著這些留學博士生和他們剛出生小孩的視訊照片、和配偶在美國各地旅遊的照片、或者雙方家人運來一箱又一箱裝著食物和衣物的航空包裹。他們在部落格寫著在海外留學的心酸，如何得在以白人為主的社會和學界中，找到自己新的認同和價值。他們寫著自己如何在角落哭泣自責、如何重建信心。他們沒有寫到的是，他們視為理所當然的伴侶和家人的支持，那個碩大的親屬網絡，讓他們在國外留學的途中，可以感到安心有一個家最終可以回去。

因為我的年紀也算是到了「適婚年齡」，這幾年回台灣，親戚一直重複提起我何時要結婚的問題，說一個女生不該離家這麼久，會孤老一輩子。他們不曉得，「孤獨」正是多數同志們從小開始就得面對的議題，因為在沒有社會或家人的鼓勵下，我們很難把「擁有一個伴侶或家庭」當作是人生的理所當然，感情的變數太多、阻力也太大。我認識一些同志留學生的朋友，出國後多數選擇不回家，因為靠近家庭的壓力就是必須正面去和這些異性戀常態價值感對峙。反之，若選擇在國外長居，就是要面對孤獨的課題。除非你非常幸運，遇到和你相同處境的伴侶，也不要求需要進入你的家庭。

孤獨到底的時候，我常常會想，假若我是一個男人，我女朋友的家人應該會義無反顧地支持她來美國和我生活，或許生一個美國小孩，等待工作有一些成就後再一起回台灣定居，就像我身邊所認識的大多數有伴侶的異性戀男性留學生們，他們帶著他們的太太和小娃，過著離鄉背井但卻受到滿滿家庭的祝福和期待的人生。但身為同志，因為性向的緣故，無法和家人全然坦誠，感情多數是地下化，我們的選擇相對的變得非常稀少。若要回台灣，勢必得面對出櫃的瓶頸。這樣的感情未來究竟在哪裡？我問自己，但又不敢想得太透徹，因為深怕思緒將被卡在時空的黑洞中無法被解救。

最讓我心酸的是當我因為工作遇到挫折，打越洋電話給我母親抱怨時，她在電話結尾突然說：「媽擔心妳一個人住太孤單。」太多的話想說，卻還不是時候。

我認識的一名台灣女性留學生，在紐約認識了加拿大籍的台灣女朋友，因為家人無法接受她們的戀情，她得面對選擇在學生簽證結束後進入無限期的遠距離感情，或者瞞著家人和女朋友在加拿大結婚，冒著不一定能找到適當工作或者無法回家的風險。另一名台灣女性留學生，渴望博士班結束後回台尋找工作，更貼近她的研究專長，但礙於伴侶回台得面對的婚姻壓力，她對未來仍沒有解答。

這樣的故事多到令人心痛。於是我和我所認識的一些同志留學生朋友們，寧可一直處在這樣的邊界線上，和家保持曖昧的關係。

因此我很難真的從那些「留學甘苦談」得到共鳴或感動。因為在這些敘事中，即使多麼地去強調並刻畫留學路程中的心酸和孤獨，他們並沒有辦法真正感受那種從你第一次察覺自己慾望時，就得開始承受的對於未來的徬徨和不安。到頭來這些多數社經地位良好的留學生，總有家可歸，無論是婚姻、家庭、或者受到台灣主流社會的接納。這些孤獨只是短暫的，一個「為了建立更好的自己」的過程，一個人生間階段的自我挑戰。這段過程只會讓他們更發光發熱，讓之後的發言更充滿份量。

而對於同志，孤獨幾乎得是一輩子的重擔。

因為在國外長居，更加了解社會因為不同身份所產生的不平等。對於身邊這些優秀的留學生朋友，我只想說，不要忘記這些孤獨的感覺，也許那會讓你們更加了解同志和其他邊緣身份的人們長久以來的處境。支持同志並不只是對同志們「友善」或「尊重」，是去真正地理解這些因為結構和身份造成的生活困境。

對於身邊的同志朋友們，我沒有更好的答案。只希望我們這一代能一起找到一個出路，讓家不再是得耗盡青春去面對的沈重議題。

【影評】男權主義份子的焦慮，女人的憤怒道

《瘋狂麥斯：憤怒道》這部科幻動作片，是我鮮少會花錢進戲院觀看的種類，卻讓我大為驚豔。

無庸置疑，這是一部融合了所有能夠滿足好萊塢動作片粉元素的大合集：純種英國猛男、世界末日劇情、軍閥戰爭、武裝車隊撞廝殺場景、澳大利亞沙漠、衣衫不整的種族不明美女、硬蕊金屬樂。有趣的是，在電影上檔後，竟然引起美國男權主義份子（Men's Rights Activists，一個仇恨女性的婉轉說法）在部落格上的大崩潰。Aaron Clarey 在《Return of Kings》的部落格上寫到：「我們不僅僅該拒絕去看這部電影，更應該傳達消息給越多男人越好...如果讓《憤怒道》成為了賣座鉅片，那麼你，我，和所有其他的男人（以及真正的女人），將永遠無法看到一部真正的動作電影，不包含任何要命的政治演說或者女性主義教條，社運狂熱份子，和社會主義。……美國和世界各地的男人將被爆炸物、火焰炫風、還有沙漠機車給騙去接受這部除了女性主義政治宣傳外，沒有任何內容的電影，同時間看著自己被眼睜睜地侮辱，並見證美國文化被破壞和竄改。」 （筆者的翻譯）

如果男權主義部落客 Clarey 的預言發生，那《憤怒道》還真會是一部成功的女性主義教材。但發行的華納兄弟公司真的有這麼大的野心和報復嗎？我想並不盡然。近年來無論是面對文化批判的壓力和為了在低靡的電影消費中創造以女性為主的新市場，主流電影不斷容納女英雄的形象進入傳統極度男性中心的電影類別。由史嘉蕾．喬韓森主演的《露西》和珍妮佛．勞倫斯主演的《飢餓遊戲》系列便是明顯的例子。

暫且不論《憤怒道》是否是一部女性主義的電影（太明顯的政治敘事總是會被罵矯情，太徹底的呈現女性壓迫的文本又會被罵沒有「再現」的道德，基本上要做女性主義的文化產品經常都會淪落到雙輸的場面），它的確是在呈現一個極度性別化的反烏托邦（dystopia）世界，而將帶領我們走向新綠洲、新希望、反法西斯獨裁的酷兒領導，是一個十分陽剛形象的女軍人芙莉歐莎，理平頭，額頭上抹著石油，殘障的左手裝著機械武器，開大型鏈結石油車──你說若這不是複製某部分的陽剛女同志（butch）文化，那還有什麼天理？

也難怪男權主義份子會在網路上哀哀叫，畢竟這次要拯救人類文明的不僅僅只是一個辣妹，還是開卡車載著五名如剛剛從日光浴沙龍走出來穿著海灘比基尼超模的平頭女T（姑且不論芙莉歐莎的性向，但這次編劇很克制地沒有安排她和男主角麥斯接吻做愛步入幸福快樂異性戀家庭的劇情）。他們的女伴在電影院中尖叫的對象，不會是那個抑鬱的英國男子麥斯，而是平頭的莎莉．賽隆。光是這點，可能就比形象噁爛的不死老喬父權帝國被瓦解還令這些動作片粉男子心痛。

我們可以將《憤怒道》讀作是一部反核的環境保護片子、反族群戰爭的片子、反家庭性暴力的片子，但以酷兒的視角閱讀，它更像是從1970開始盛行的女性監獄（Women in Prison）次類別電影，經常以父權的視角呈現女性受到的性暴力、女性的瘋狂、和女人在性別單一空間中所產生的女女情慾，並將有色人種女性日常受到的體制壓迫和暴力轉換給白人女性來更加性化的呈現（如同最近頗受關注特寫女女情慾和監獄經驗的 Netflix 電視影集《鐵窗紅顏｜Orange is the New Black》）。

若將《憤怒道》的芙莉歐莎放在女同志電影的脈絡來看，其實她並沒有什麼令人驚豔的政治上的突破，她就像是1996年在《驚世狂花｜Bound》中帶著黑道大哥女人逃跑的女更生人水電工科奇、《烈火青春｜Foxfire》安潔莉納．裘莉飾演的逃校奔走流浪女子、2003年同樣是莎莉．賽隆飾演的《女魔頭》中的連環殺手妓女。

這些被男人唾棄也火力十足抵抗父權的女人，從來就不會是潔淨的處女天使，也不會是拯救全人類的無瑕英雄，她們是即使犯錯也無可怪罪的反英雄（anti-hero），她們的抗爭不在奪權的終點，是為了在路上的自我放逐和情感解放。

這些女人的末日，從來不是文明被摧毀之後才存在，而在每個正常運作父權社會的日常。因此，《憤怒道》中的監獄，不只是不死老喬監禁種母的後宮，更是整個性別二分化的地域景觀──極端陽剛至可笑的軍事鬥武、被摧毀的生命泉源（green place）、凋殘的象徵智者握有種子的澳大利亞原住民奶奶、無盡揮霍的工業石油和被壟斷的大地水源──我們不需要一個文明的瓦解才能夠理解的現代社會暴力，在芙莉歐莎穿越黃沙漫長卻又緊湊的旅途中，一一被我們見證，期盼那救贖的明天。


二十歲末的流浪

再次回到西雅圖已經相隔了五年，一下飛機就被熟悉的雨水迎接，車燈穿透又黑又重的夜，卸下我從紐約帶來的沈悶和穢氣。在這個我再沒有任何實際情感牽連的城市，我卻扎實地感到回家，被熟悉的節奏和街道深深地包圍著。

十七歲末至二十歲初，我整個年少酷兒的長成都在這個城市發生。青春的歲月不擔心金錢、工作、身體的極限，青春為了戀愛、革命、理論和藥物的實驗而活著，就連修練瑜伽也是為了偷窺身材佼好充滿靈性的首都丘（西雅圖同志區）女孩。出生在臺灣解嚴後的七年級，並生長於美國千禧年網路時代、充滿九〇年代懷舊的西北部油漬搖滾文化脈絡，那時候臉書都還沒開始盛行，後搖都還不稱為後搖，我們在下著雨的車庫中抽家種大麻，在 MySpace 上放解析度極差的 webcam 照片找女孩約會，未來對我來說是下個週六晚上的酒吧據點。我們用假 ID 喝威士忌可樂，談論指套的必要性，計畫社區士紳化的抗議行動，在市中心發送保險套，煮印度茶讀法農、傅柯、巴特勒。

我可以問心無愧的說我愛過，對於這個世界有過可被稱為瘋狂的想像。

若說二十歲初的慾望來自於離開和解構「家」，二十歲末的課題即是接受流浪為生活的常態。紐約是最完美也最棘手的城市讓人去習慣社群和地域的流動：我的學術和創作工作內容每半年至少更換一次，身邊的朋友因為來自世界各方，也總是在猶豫或準備離開的狀態，愛情更是一件難以用承諾一詞得到任何保障或者安全感的事情。選擇太多、阻礙卻也太多，我們各自成為城市中渺小並微弱的訊號點，一不小心就被高樓和人群掩埋。

十七歲時曾經非常期待成為十年後的自己，想像二十七歲的我將會有一個確立的人生目標，一起生活的伴侶，一群週五固定去同一間酒吧聚會的朋友。誰會知道這個世界變化的速率總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快速。二十七歲的現在，心中的不確定感只比十年前還更加劇許多。我們在下班的 happy hours 的酒水間猶豫感情和工作的發展，隨著三十歲越來越近，這兩項慾望似乎越變得互相抵觸。這是對的人嗎？對的工作選擇？我們究竟還有多少時間能夠揮霍？任何一個決定牽動著另一個更加嚴肅的決定。我定時寄給越洋的情人紐約的地圖和插畫。我在 FaceTime 中讀著妳的唇語，相信妳說的我愛妳。妳聽著我在亞洲各地工作計畫的可能，問我是否不會回台灣了，我說讓我感覺最像家的地方一直都是將頭枕在妳的大腿間，我們窩在沙發上，一起入眠。

因為家還回不得，並且無從追尋，我留在紐約這個大城市學會成為一個更加孤獨卻完整的人。像我這樣太年輕離家，卻又不願放棄與家連結矛盾的七年級人，若我們看似還在城市之間流浪，並不是為了逃避，而是準備好更強壯的自己，在艱困的大環境中建立理想的家。

若說二十歲初是關於實驗和想像，二十歲末是學會在失望和挫折中學會柔軟和韌性。

回到西雅圖這個對我來說屬於年少的城，突然我幾乎記起所有自己曾經對於二十歲自己的期許。那瞬間我感覺青春的年代並沒有消失或被消耗殆盡，而為我的現在鋪上了許多不同的路。我想我還得在路上好一陣子，扛著越來越多的牽掛。世界越動盪，卻讓終點越加清晰。這些漂流途中遇到的大浪，將會繼續乘載妳，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