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錯過在第六大道上、全身擦滿亮粉後上空行走的冶豔同志遊行；中央公園被自四面八方而來的遊客佔滿，想愉快野餐，還得排隊等待樹蔭下的最佳位置。夏末回到紐約的我，立刻趕去在Governor's Island上一年一度的「爵士年代草地派對」（Jazz Age Lawn Party）。記得在《大亨小傳》電影中的華麗晚宴嗎？那些法蘭絲絨西裝、黑色蕾絲及各式羽毛、金銀浮誇的飾品，即是美國一九二零年代的縮影。第一次大戰後的美國——一個隨心所欲、恣意揮霍的年代，女人追求性與愛的解放，沈迷於藝術及烈酒，撕破笨重的維多利亞長裙、梳起服貼的短髮、塗抹濃妝，成為「輕佻女子」（flappers）。至於男人，他們穿三件式的格子粗呢西裝，搭配花俏的吊帶褲裝、領結、或者草編寬帽，談論城裡的「speakeasy」禁酒時期地下酒吧、黑手黨、和巴黎文藝圈。一九二零年代為什麼會被人如此懷念，除了它的奢華服飾，更是因其介於一次大戰及經濟大蕭條間，那段稍縱即逝的輝煌時光，那段被後人稱之為「咆哮年代」的瘋狂歷史。在壓抑過久的各種社會文化禁忌之下崛起，使人渴望實驗新生活及新型社會關係的可能。
《The L Word》洛杉磯辣妹蕾絲邊風格獨佔市場多時後，壓迫過久的中性穿搭，近年終得於美國酷兒社群翻轉形象，啟動一陣新的紳士炫風。派對上經常可見到花俏卻不失典雅的丹迪（dandy）酷兒裝扮。身型較窄小的我，經歷過一整個青春期的反覆試驗和失敗，從龐克、嘻哈、日系這些打扮中，總算找到屬於自己的模樣。特別喜歡窄身正式打扮的我，在夏日尾端，彷彿找到盛裝出席的藉口，在「爵士年代草地派對」這個連續辦了十年的活動上，一點也不需要擔心自己過度裝扮，事實上，所有紐約客都會比你想像中更認真地對待派對的dress code：自備復古野餐用桌及備有刀具的頂級餐籃、手持油紙陽傘，女人戴上精緻頭飾及手套，不惜曝曬於豔陽下，頂著濃妝；而男人就算再熱，仍披著西裝外套或粗呢背心。我和女友，身為場內少數幾個亞洲面孔，徹底被這場美國人對待二零年代扮裝的盛況給震懾了。我問她：「臺中爵士音樂節，究竟哪一年可以有這樣的場面？」在這場派對中，我看到一個活動風格的成敗，除了音樂主題的掌握外，更須將各種細節發揮得淋漓盡致。
在美國，二零年代的亞洲人之於主流文化而言，只有極度東方主義的低俗想像，加上仇華情結正盛，亞裔及優雅或紳士此類詞語，是完全扯不上邊的。而同性戀文化因都市工業化的緣故，開始聚集於地下酒吧，然而，這一切仍處於文化邊陲。因此，身為亞裔同志的我們，無論再怎麼精心搭配，風格似乎永遠無法「到位」，某種程度上，也算是歷史的悲劇，在新世代不斷重新試驗後，或許更加有機會打破這些既定風格對於性別及種族的刻板印象。撇開歷史已犯下的錯不說，二零年代的精神，其實一直存在於酷兒意志之中。比起法蘭西斯·史考特·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ld）的男性抑鬱與孤獨，我其實一直更對他的名門妻子澤爾達·費茲傑羅（Zelda Fitzgerld）更為好奇，她曾如此描述：「我不要活著，我要愛，順帶活著。」在那個時代，能以此華麗且放蕩不羈的態度活著，再酷兒不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