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申「同性戀國家主義」與「粉紅清洗」:超越冷戰結構的帝國慾望?

「Homonationalism」(同性戀國家主義)應該是近十年內酷兒學術最被快速沿用與再生產的一個概念,描述同志人權如何被收編於「衡量國家主權優良等級」的一種國際機制,在 2007 年 Jasbir Puar 出版《Terrorist Assemblages》一書之後引起廣泛的辯論與修正。由「同性戀國家主義」延伸而出,形容以色列如何藉由「國家同志人權」的友善形象,來掩飾國家對於巴勒斯坦殖民暴力的「粉紅清洗」(pinkwashing)策略,近幾年也激起了一連串的北美酷兒「反粉紅清洗」的 BDS(Boycott, Divest, and Sanctions)運動,抵制以色列藉由文化、經濟、外交等等手段的同志友善形象建立。這次中央性/別研究室所邀請至台灣演講的紐約史坦頓島學院特聘教授莎拉·舒蔓(Sarah Schulman),正是酷兒反粉紅洗清 BDS 運動的主要支持者之一。舒蔓的演說,加上美國同志人權大使蘭迪·貝瑞(Randy Berry)的訪台行程,也引起台灣酷兒學界與運動圈的討論,問題的核心在於,如同以色列,台灣是否也展露了渴望藉由「同性戀國家主義」的同志友善與人權表述來「攀附(美)帝國的慾望」?或者,更直接地說,Is Taiwan already homonational?

討論台灣的性別政治之前,我認為我們必須先回到 Puar 對「同性戀國家主義」的定義,以及她對其概念延伸出的一系列「反粉紅清洗」北美酷兒運動與知識生產的批判。在 2012 年的這篇文章《Pinkwatching and Pinkwashing: Intepretations and Its Discontents》中,Puar 強調這些「反粉紅清洗」的酷兒串連(泛稱為“pinkwatching”「粉紅看守」),不但無法瓦解「美國─以色列同志帝國」的共構,反而更加深「同性戀國家主義」的邏輯。主要原因為以下四點:

1. 粉紅看守(pinkwatching)的酷兒運動與知識生產必須建構出「原生的」(native)、「真實的」(authentic)穆斯林巴勒斯坦酷兒,來支持其批判「優等歐洲裔猶太同志被收編於以色列國家機制」的運動道德正當性。換句話說,粉紅看守藉著「巴勒斯坦酷兒民族苦難」之名,再次加強了同性戀國家主義邏輯「中東=恐同」的伊斯蘭仇恨(Islamophobia)與阿拉伯裔仇恨(Arabophobia)。另外,這看似激進的酷兒論述與跨國串連,塑照出「西方激進同志必須挺巴勒斯坦同志」,這樣以身分政治為主的國際反恐同論述,仍是無法脫離同性戀國家主義的知識管制範疇,不過是重申了西方同志身份與反恐同人權論述為「國際通用」的基礎假設。

2. 粉紅清洗(pinkwashing)以同志人權粉飾以色列對巴勒斯坦殖民的手法,就如同粉紅看守(pinkwatching)選擇性忽略美國當地對各個族裔同時進行的殖民主義與種族主義,將美國的殖民暴力轉移至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殖民,並將美國運動者與學界的白種罪惡感寄託於「巴勒斯坦酷兒的解放」之上。

3. 粉紅清洗(pinkwashing)使得「同志友善」成為國家文明化的一種國際思想鏈結,為依靠著伊斯蘭仇恨、阿拉伯裔仇恨、與東方主義的全球化輸送方能成效,而非單一依靠「美國─以色列同志帝國共構」的特殊關係。如此單面向複製「美國─以色列」的粉紅看守(pinkwatching)酷兒論述,反而掉入「以色列得以與美國交換利益」的國家特殊性,使得美國同時對伊朗以及伊拉克的粉紅清洗策略被選擇性地忽略。

4. 以酷兒身份為基礎的粉紅看守(pinkwatching)論述與運動,刻意不去談論巴勒斯坦解放運動中的多項策略與派系爭議:例如武裝對抗以色列的爭議性、巴勒斯坦難民的去留或「兩國方案」(two-state solution),這種看似「和平」的訴求,但為實質正常化以色列殖民機制的策略。粉紅看守的運動邏輯,只能著手這般低門檻、廣大群眾能接受的酷兒身份串聯,即使號稱要對抗以色列的同性戀國家主義、種族主義與殖民主義,卻也無法提出解決巴勒斯坦同志處境的實質措施,只能一再強調中東社會的「恐同」不過是西方製造出的「假議題」。

基於以上四點,無論是將以色列同性戀國家主義脫離國際脈絡特殊化的「粉紅清洗」(pinkwashing),或者是將巴勒斯坦酷兒壓迫特殊化的「粉紅看守」(pinkwatching),都將反帝國主義與解殖的全球權力運作簡化、轉換為同一個論述中心與觀眾:那就是「歐美同志」與其西方同志人權經驗。而他們所消費的,都是在此缺乏足夠話語權的「巴勒斯坦酷兒」。

對於 Puar 來說,同性戀國家主義是一個流動於全球的權力機制,因此,刻意地闡述「台灣是否更加的同性戀國家主義」,其實是一個相對無意義的學術爭辯,因為台灣如同各個國家,都一樣地被牽連於全球同性戀國家主義的衡量基準之中,只是各國相對應的策略各有不同。以「反帝國」為名,積極反對西方同志人權論述的國家,也不免藉由西方宗教右派恐同的話語來塑造國家邁入「去殖民化」,卻實為鞏固當地保守政權的正當性,烏干達 2014 年所設立的反同性戀法便為一例。若同性戀國家主義之於台灣是帝國文明勢力的收編,那麼它之於烏干達即是帝國邊陲的暴力統治。

反觀台灣的狀況,同性戀國家主義一詞,經常被粗略地置入冷戰的「美國─台灣同志帝國共構」架構,表明台灣的性別政治是刻意凸顯中國的「同志不友善」,進而強調台灣的現代文明與主權的正當性,也因此將中國隔離在同性戀國家主義的影響範疇之外。此論述不僅簡化了同性戀國家主義的全球性,也小覷了中國應用「粉紅清洗」來粉飾北京當局內種族與階級紛爭的野心。即使在中國的官方國家論述中,同性戀仍被置於法律與道德的疆界之外,中國同志商業圈與美國資本近年來互相聯手,也正積極打造更加「同志友善」的「粉紅經濟」商業發展環境與社會文化。

換言之,同性戀國家主義,並非台灣所特有。強調「台灣─以色列」之於美國的特殊性,反而落入粉紅清洗本身的邏輯,轉移美帝權力運作的複雜跨國性。有鑑於此,若要將同性戀國家主義的批判套用於台灣的性別運動現況,我們必須小心不去複製 Puar 所說的「粉紅看守」邏輯,單向地批判「美國─台灣同志帝國共構」,去強化台灣在東亞同志人權代表的特殊性,掉入舊有的冷戰思維。「粉紅清洗」這個策略更應該使我們進一步檢視殖民主義在地運作的機制與全球的性權力部署,而非再度塑造出遠方的「苦難第三世界酷兒」,就為了承擔在地尚未能解決的主權紛爭與同志困境。

原文刊登於《破土|New Bloom》

《丹麥女孩》:什麼時候我們能有不再是關於異性戀或順性別的酷兒電影?

改編自作家大衛埃伯肖夫真人傳記小說的《丹麥女孩|The Danish Girl》,描寫跨性先驅Lili Elbe於二十世紀初挑戰性別醫學疆界的故事。隨著性別議題越來越受到主流電影市場的關注,跨性議題也步入好萊塢的主舞臺。然而,如同初次打進主流的任何弱勢議題,丹麥女孩的故事的論述層次稍顯淺薄。雖說主角Einar Wegener的妻子Gerda Wegener從無法接受其性別認同直到成為她手術過程中的唯一依靠,那一路陪伴Einar/Elbe實驗性別的過程令人揪心,但他們似乎存在於一個太過單純的二十世紀初歐洲浪漫意象,世界之中只有Elbe美麗的服飾與唇膏,對於跨性別在當時社會的處境,僅以輕描淡寫帶過。

很難不希望《丹麥女孩》能是一部更好的電影,畢竟是第一部由奧斯卡影帝艾迪.瑞德曼演出,無論卡司或製片規格,都該有水準之上表現的跨性議題電影。哥本哈根遼闊寧靜的城市意象,與奢華的巴黎藝術圈成為故事中唯一的時代背景,導演Tom Hooper使用大量特寫鏡頭以強調瑞德曼演技的手法,似乎一如他如何處理主角Einar/Elbe定位的敘事方式:她的性別鬥爭是屬於自己的,是關乎於個人「靈魂」的追求,無須與當時的社會脈絡有所牽連。著重於刻劃單一角色的結果,即是未能連結到兩次大戰間因社會結構劇烈轉變,所形成的非傳統性別氛圍。

跨性別美學化的再呈現,隨著《丹麥女孩》的上映,渲染起不同層面的爭議,瑞德曼不久前被轉傳至Twitter的BBC受訪片段即是一例,他曾言:「自我們製作《丹麥女孩》後,跨性議題終能浮上檯面,這真是一項太美好的成就了。」此話一出,引發眾多跨性別運動人士的不滿,畢竟跨性運動已存在好幾十年了,跨性議題之所以能曝光,可不單只是《丹麥女孩》或者瑞德曼的個人功勞。許多跨性運動者亦指出,即使近年來有越來越多跨性作品的產出,但多數都是由順性別(cisgender/非跨性)演員來詮釋跨性角色,出櫃的有色人種跨性演員,反而無法取得角色機會。好比《鐵窗紅顏|Orange is the New Black》中的非裔跨性演員Laverne Cox,便曾公開她即使收到與跨性相關的角色邀請,多半都是刻板印象下的恐跨產物。若影視圈仍只能接受順性別的白人男性出任華麗的歐洲跨性角色,並持續讓有色人種的跨性演員演出B級、被貶低的配角,那麼我們仍是處在一個恐同、恐跨性,並且種族歧視的電影產業。

此外,瑞德曼的言論,亦更加凸顯《丹麥女孩》在這個時間點出現於歐美性別政治脈絡的「不合時宜」:第一,它再次驗證「跨性的再呈現」如何藉由抹去國家對於跨性有色人種的暴力以進入市場;第二,性別的越界只有在不違背主流美學價值觀的前提下才能被公眾接受。在Black Lives Matter此運動(反抗美國警察對於非裔不對等執法暴力)持續升級的同時,運動者更指出,跨性有色人種在面臨警察質詢時,時常需遭受相較白人順性別者高出六倍以上的肢體暴力。我們當然不能期待《丹麥女孩》這部電影能解決任何實質上的有色人種跨性困境,但在這個時間點讓它成為主流跨性議題的風向球,必須考慮它洗白其他更緊急跨性議題的企圖。另外,相較於2005年上映的《窈窕老爸|Transamerica》,或者2014年亞馬遜網路上映的電視劇《透明家庭|Transparent》探討關於跨性親職的出櫃與老年生活問題,《丹麥女孩》顯得太過不食人間煙火,連一場真實發生過的悲劇也被詮釋得那麼絕美。

近幾年來,好萊塢產出與酷兒及性別角色相關的電影看似豐收,卻使人感覺其多數皆屬美國影評家Kyle Buchanan所言:「為異性戀設計的同志影片。」《扣押幸福|Freeheld》的主角雖是艾倫佩姬與茱莉安摩爾所飾演的女同志情侶,但更多是關於她們男異性戀友人警官的個人成長;《性福拉警報|The Kids Are Alright》凸顯女同志後代尋找自己生父的故事;而《丹麥女孩》中,最深刻的角色其實是飾演Einar/Elbe妻子Gerda的Alicia Vikander,透過Gerda的角色,劇本敘事著重的是面對伴侶決定變性後的情感賠償,卻非Elbe這個角色的力量或者性格的層次。

距離跨性先驅Lili Elbe的時代已有一個世紀,我們對於性別的認知不再侷限於「女性=子宮」(當時Elbe所進行的第二項手術即是子宮植入)或「男性=陰莖」。二戰後合成賀爾蒙的普及使用,使得跨性成為一個更加可行並多樣的程序:在美國,多數的女跨男只進行施打男性賀爾蒙與男性胸部重建手術(俗稱的"Top Surgery"),而男跨女的手術不再包含過度侵入性的子宮移入手術,但不變的是,我們對於男/女性別外表美化的要求。好萊塢的曝光解救不了酷兒對於身體與性別的焦慮,只能不斷地加強”queerness is only cool when it looks good”的矛盾。我們還需要更多酷兒與性別的故事,那些不再繞著「出櫃」、「變性心路歷程」、或者是拍來「解救異性戀與順性別潛藏罪惡感」的故事。

原文刊登於《掌櫃誌》

【酷兒手記】酷兒的年關鄉愁

最後一次真正在家裡過年是2001年,在那之後的每一年農曆春節,我都在美國東西岸的雪堆中趕課,對於過年的印象十分淺薄,可能也因此幸運地閃躲掉了不必要的長輩逼婚戲碼、學歷與事業進度督促的「春節恐歸」症候群。

身為一個局外人,時常我也會羨慕那些「每逢佳節倍思親」的臺灣留學生朋友,有這麼大量的記憶體與情感,可以準確陳述出他們想念老家的哪一道菜,或是新年街道上的氛圍,他們與家人熱絡地即時連線 Facetime,深怕缺席任何一項家庭回憶。

這些關於春節的畫面與想像,隨著手機與社群網絡的發達,越來越能被快速地傳播、複製、再呈現,就像是過年必有的特別電視節目,以及長輩們明知道得不到答案卻又硬要拋出的「學業、工作、感情」三大基本問題,像是一種不斷循環的操演,成為我們認知中「過年」這檔事的樣貌,與環繞它的所有情感。過年初始的意義並不是要讓誰感到優越或者讓誰難堪,但如今演變至此,一直無法跳脫同樣的對話與形式,也是因為我們從未學會另一種和彼此相處的方式。

若將這些儀式都去除之後,我們和家人的情感,好的也好壞的也好,究竟又能剩下多少呢?我總想,焦慮的不僅僅只是返鄉的年輕人,也是家中的長輩,畢竟,若是少去這些年節的操演、鄉愁的描述,我們對於家族的想像便更加難以站得住腳了

對於許多同志朋友,鄉愁更是一件複雜的事。我的美國同志朋友中,不少人拒絕慶祝相對他們是象徵家族聚會的聖誕節,除了這個節慶本身的宗教性,他們也擔心若要與不願意接受自己性別身份的家人上演「團圓」的戲碼,會是成長的二度創傷。酷兒理論家賽菊寇在《Tendencies》一書中也曾經寫到,聖誕節實在是令人抑鬱,畢竟哪有一個如此巧合的日子—國家、宗教、家庭、與文化論述的合法性—這些掌握權力的所有機構,齊聚一堂,為了同一件事情發聲歡慶,同一時間,酷兒卻成為了節慶的他者、家庭的對立面。

因此這些同志朋友寧可選擇與友人 potluck 聚餐,開車去山中的木屋遠離任何節慶的氣氛,拒絕參與聖誕宗教儀式的猶太裔與穆斯林朋友,甚至還會藉此假期辦政治性讀書會,就是不願意被攪和在這普天同慶的權力慶典之中。

我總想,能有這樣緩衝與逃脫的空間真好,但也是因為美國實在太大了,真心要躲,人們總能躲得遠遠的。臺灣如此緊密的關係網,實在難以閃避人情的壓力,連我在這麼遠的地方,常常也覺得必須做些什麼,吃個年菜,或去中國城和觀光客湊熱鬧,才能延續自己的鄉愁。也因為在美國主流社會中,難得有一天是所有慶祝農曆新年的亞洲朋友有一個共同話題,無論是韓國人包餃子、越南人吃粽子、臺灣人圍爐煮火鍋,鮮少能如此感受到一種離散文化中的集體性。

我十分喜愛的跨性別作家 Eli Clare 曾在一篇自傳性文章《Losing Home》中談到,書寫離家是一件複雜的事:「若酷兒是最簡單的開端,而放逐是最困難的,那麼階級便是最使人困惑的。」因爲鄉下長大的他,出櫃離家到了都市的酷兒社群,即使找到了性別認同上的歸依,中產階級的菁英生活,與都市人認為鄉下必定是保守恐同的刻板印象,使得他加倍感受到自己的格格不入,也因此城市從來無法成為他真正的歸屬。

放逐不只是因為性別,更是城鄉與階級的差距。離家是最容易的,要回家則是難上加難。

對於在他鄉找不到歸依,又有不能立即回家理由的人們,這個節日也許永遠都不會是屬於我們的。這些情感,或好或壞,卻會讓我們不停想念、糾結,成為延續我們在各處放逐中與「家」這個想像形體的一條聯繫。

原文刊登於《女人迷》

 

《卡蘿》在壓抑的年代愛上年長的女人

我愛極《卡蘿》的一切。

2013年《藍色是最溫暖的顏色》讓我對女同志電影重新燃起熱情,久久無法從角色的故事中脫離。那些慾望、對愛的期盼與失望、甚至到最後的爭吵與懊悔都如此赤裸真實。好的電影讓妳不經意地墜入情境所設下的陷阱,讓妳想要支配眼前的角色,成為故事中的一部分。《藍色》之後,我很難再被其他女同志情節的劇情動心,也因此惆悵好一陣子,自己的生活狀態也離初戀的酸楚很遠了,究竟誰還能寫出令人揪心的愛情故事呢。

昨晚看《卡蘿》之前,已經聽了許多電影圈朋友的評價,因此也是帶著矛盾的感官去電影廳。但我在 Cate Blanchett(飾演Carol)第一個出現的鏡頭就被徹底收買。我愛這個角色的所有:她的毛皮大衣、她的煙盒、她開車的眼神、她強勁卻優雅的語調,讓妳想要為她做所有的事。若是《藍色》的電影張力被那大方的性的畫面所強化,《卡蘿》情節的濃稠感來自於它的時代背景。五零年代的美國,一名決心與丈夫離婚的中年女人,在最混沌孤單的時候遇到一名剛出社會的年輕女孩,她可以給女孩她所想要的一切,除了能夠再不顧一切現實包袱的愛情。二戰後的美國,那麼紙醉金迷,這兩個女人都想要掠奪這個世界蘊藏的美好。她們的愛情,也是那個時代的新科技,她們透過黑膠調情,藉著相機記憶,開上橫貫東西岸的高速公路,逃離婚姻。

她們一手繞著電話線一手抽煙交談,確認約會的地點。若對方不在約定的時間出現,那將是對愛情最直接的告別。

我想著在女女戀情之中為什麼跨年齡的愛情如此常見並令人揪心。當妳愛上年長女人,妳同時也接納了她的時代對於女性處境的壓抑,於是,她不只是妳的愛人,也是使妳能提前成熟並學會抵抗社會的生命伴侶。而年長的女人看見這名什麼都不懂,卻也毫不畏懼,單純地發亮的女孩,不預警地「從太空被甩了出來」(flung out of space),她看見的不是無知或幼稚,或是能被她的經驗優勢所操控的權力,而是她的年輕所帶來對生命的期待與熱忱。

太多的鏡頭中,《卡蘿》所鋪成的故事美得令我窒息。我甚至不像往常般期待導演處理女女性愛的畫面,純粹享受那濃厚時代背景中的抑鬱與狂熱。也許我們總算擁有了一部超越同志角色終將被美好結局或悲劇收尾評斷的電影。